梁启超晚年的佛缘
梁启超
文/李喜所
梁启超的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戊戌变法前后，他就呼吁人们学佛、信佛，希望把佛学变为维新派从事政治变革的精神武器。晚年，随着政治上的失意，精神上的匮乏，他对佛学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梁氏这样笃信佛学，既有社会原因，也有自身因素。
(jìn)代中国，研究和推崇佛学是知识界的一种风尚。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都是佛学的宣传者和信奉者。梁启超恰恰是在这种(jìn)代新知识分子的特殊选择中，走进了佛教的殿堂。难以超越的社会潮流，使梁氏对佛学顶礼膜拜。
一般来讲，信佛是为了逃避复杂而残酷的社会现实，以寻求一处与世无争的“静地”。晚清的知识界，缺少自由而富有生机的社会环境，知识分子的苦闷和积怨是相当严重的。魏源、章太炎这些人在四处碰壁之后而遁入佛学是顺理成章的。诚如梁启超所言：“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逃遁而入于佛。”(《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4，第73页)
梁氏在戊戌政变后精神沮丧，读佛经后拍案叫绝，大肆鼓吹；晚年他政治上接连失败，无法实施其改造中国的方案，又对“五四”之后的社会现状极端不满，心中之积苦不可言状，于是便用较多的时间钻研起佛学。梁启超本身的悲剧命运决定了其在佛教的海洋里出没寻觅。梁氏之信佛是从理念上去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具有较多的哲理性和研究性。因此，梁氏在晚年写出了一批研究佛学的学术着作，涉及中国佛学史的沿革、佛经的翻译和传播、佛学理论等许多方面。这在佛学研究史上是划阶段的优秀成果。
梁启超十分注重中国佛学史的研究，写下了《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等论着，简明而较科学地分析了佛学在中国的变迁，并结合社会、思想文化等客观环境论述了佛学消长的规律和原因，颇有见地。
佛学和历史上任何一种学说一样，其发展过程中，尤其在中国的繁衍过程中，出现过各种流派，相互争斗。梁启超对此十分重视，有过详细而深入的评析，并且和欧美的哲学流派进行比较，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具有较大的启发性。由此可知，梁启超留下的“中国佛学变迁史”实际是中国佛学学术发展史，他是从理论和学术的角度去阐述佛学在中国的演变历程的。
梁启超研究佛学，很注重佛经的翻译。因为他认为佛经是外来之学，其生命在于翻译。他曾详细考察了东汉至隋唐700年间佛经翻译的过程、特点、代表人物、成绩和问题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等，俨然成为一部佛经翻译史。据他的统计，东汉至唐开元年间，从事译经的主要人物有176位，翻译佛经2278部，合7046卷。
佛经翻译的过程就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过程，也是佛学对中国文化潜移默化的过程。这种文化融合对中华文明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梁启超认为：“我国文化，夙以保守的单调的闻于天下，非民性实然，环境限之也。西方埃及、希腊、小亚细亚为文化三大发源地，有地中海以为之介，遂得于数千年前交相师资，摩荡而日进。我东方则中国、印度为文化两大发源地，而天乃为之阈，使不能相闻问。印度西通虽远，然波斯、希腊尚可递相衔接，未为孤也。我国东南皆海，对岸为亘古未辟之美洲，西北则障之以连山，湮之以大漠，处吾北者，犬羊族耳，无一物足以裨我，惟蹂躏我是务。独一印度，我比邻最可亲之昆弟也。”(《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7，第1页)这种客观地理环境决定了佛经翻译重大而特殊的文化意义。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佛经的翻译就超出了宗教的范围，而具有广阔的社会文化意义。仅拿文学来讲，佛经对中国至少有三大影响：
一是扩大了汉语词汇，注入了许多新名词。佛经翻译中直译和创造了不少词汇，例如众生、三界、法界、世界、因缘、果报、不生不灭、无明、刹那等，据统计达3.5万多个。新名词自然和新思想、新观念联系在一起，这些词语流传的过程，不仅丰富和扩展了汉语言，而且使人们产生了新的意境和追求。
二是使汉语语法和文体发生某种变化。
三是影响了中国诗歌、小说、散文的创作。
梁启超在考察佛经翻译及其影响的同时，还写下了《佛教与西域》、《中国印度之交通》等论文，简明而较准确地评述了以佛学为中心的中印文化交流过程，再现了佛学在中国传播的艰难历程。在佛典东传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一批刻苦耐劳、品德高尚又才华横溢的高僧往“西天”取经。梁氏称其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据他统计，有名可查的赴印高僧有105人，实际则有数百人。在当时中印交通极艰苦的情况下，有这么多人从事佛学的移植，实在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了不起的大事。这批高僧所写的各种游记，对于中国人了解西域文明和印度文化有巨大的帮助。此外，“西方之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经此辈留学生之手输入中国者，尚不知凡几。皆教宗之副产物也”(《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7，第30页)。
梁氏学佛，绝非盲从，而是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形成了自己的系统观点。在梁启超的头脑里，“佛教是建设在极严密极忠实的认识论之上，用巧妙的分析法解剖宇宙及人生成立之要素及其活动方式，更进而评判其价值，因以求得最大之自由解放而达人生最高之目的者也。”
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课时，又对佛学理论作了总体概述，提出佛家所讲的法“就是心理学”。这是对佛典的现代理解的高度升华。梁氏指出：“佛家所说的叫做‘法’。倘若有人问我法是什么，我便一点不迟疑答道：‘就是心理学。’不信，试看小乘俱舍家说的七十五法，大乘瑜伽家说的百法，除却说明心理现象外，更有何话！试看所谓五蕴，所谓十二因缘，所谓十二处十八界，所谓八识，哪一门子不是心理学！又如四圣谛八正道等种种法门所说修养工夫，也不外根据心理学上正当见解把意识结习层层剥落。严格的说，现代欧美所谓心理学和佛教所讲心识之相，范围广狭既不同，剖析精粗亦迥别，当然不能混为一谈。但就学问大概的分类说，说‘心识之相’的学问认为心理学，并无过咎。”(《饮冰室合集"专集》第68，第40页)
梁启超偏爱佛学。他的佛学理论只有颂扬，几乎没有批评。事实上，特殊物质和情感交织在一起的人是天地间最复杂的动物，人对自身的理论解释只能是相对的、阶段性的，或者是瑕瑜并存的。佛学试图构架一种完美无误的人生理论，本身就步入了误区。因而其理论说教也只能是正确和谬误并存。梁启超尽心竭力的佛学理论阐释是阶段性的和相对性的。这样来理解梁氏的佛学研究，就较为实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