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谷幽兰》记录着比尔·波特的寻隐之旅

　　比尔·波特有禅者的心，行者的脚，还有一双记者的眼睛。他所行走和记录的地方，都流淌着中国文化的血液，都饱含着那些已经被我们自己遗忘、但在一个外国人眼里却非常优秀的文化基因。

　　推销自己已经不用了，在中国，这位禅宗的西方传人用一本探访隐士的书—《空谷幽兰》叩开了中国读者的心扉。随后，又陆续推出《禅的行囊》、《黄河之旅》、《心经解读》等。

　　比尔·波特在《空谷幽兰》告诉人们，隐士并不神秘，只是自我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不论我们身在何处，只要我们心中有桃源，我们就能于低眉间回归桃源，就能找到灵魂的栖息地。

　　《禅》杂志编委明尧说，他的作品，让中国人感到惭愧。

　　上世纪70年代，比尔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人类学博士，出于申请奖学金的目的，他决定修学中文。那时，他对中国文化了无兴趣，却歪打正着，比尔第一次发现中国文化“水很深”，有很多“宝贝”。

　　随后机缘到来。在纽约，比尔与他的第一个中国师父—寿冶老和尚相遇，看到师父刺血写的《华严经》，比尔完全惊呆，第二天，便行了皈依。可是，师父只会说一个英文字watermelon（西瓜），比尔打趣说跟师父学的是“西瓜禅”。

　　之后，比尔离开美国去了台湾，先是在佛光山小住了一段，上午做功课，下午打篮球，有时还能跟星云法师“合打”。不过，比尔说，大部分时间，星云大师都是站在篮下投球。

　　佛光山太吵，比尔喜欢安静，于是他又“托钵”到了台北附近的海明寺。那段时间，他“每天打坐三、四个小时，中英文对照看了很多书，中文进步很快”。在海明寺，方丈悟明法师送给比尔一本自己出版的寒山诗集，比尔动了心思，开始动手翻译这位中国唐代著名高僧的诗歌。

　　对于自己的洋徒弟，悟明法师无教可施。只拿一块木板，敲三下，问，听到没？这是吃饭的意思。

　　海明寺的岁月，比尔没有向师父提一个问题，可是，他知道，“吃饭很重要” 。确实，吃饭是禅宗的关键词之一，“饿了吃饭，困了睡觉”，强调的是一心不得二用。

　　“天亮前就起来诵经，夜晚听钟声，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这是比尔在《空谷幽兰》中对这段寺院时光的描述。

　　两年半后，悟明法师劝他出家，比尔觉得自己在庙里“白吃”，又无出家之念，觉得很“丢脸”，于是赶快逃走。

偶然是注定的缘分

　　师父送给比尔的法号是“胜云”，离开寺庙后，比尔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个新名字。一天在巴士里，一幅广告收入眼底，上面写着“黑松赤水”。哇，比尔立刻觉得这个名字很给力。红色是中国人最喜欢的颜色，他索性把黑变成了红。那本译成的寒山诗集就署名“赤松”。这个名字几乎是另一个名字“赤松子”的“脱胎”，而后者是中国上古的仙人，比尔觉得他的翻译一直顺水顺舟，“大概是赤松子在帮助赤松”。

　　寒山的诗歌译完，比尔又开始翻译元朝僧人石屋的诗。翻译的过程中，对这两位中国古人的兴趣也在与日俱增。在大陆，还有寒山或石屋这样的人住在山里修行吗？这是比尔的兴奋点。

　　离开寺庙没几年，比尔与一位台湾女子成家，“太太变成师父”。随后又有了孩子，需要上班贴补家用。于是，他在一家英文电台谋到了一个职位，每天把台湾新闻译成英文，每周有半小时的采访。

　　采访中，他与台塑集团掌门人王永庆的长子王文洋结识并成为朋友，比尔告诉王，他想回大陆寻找隐士，王欣然出资襄助，促成了一段佳话。

　　终于，比尔如愿以偿来到大陆。一头雾水的他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隐士，只知道，这些人应该住在山上。

　　一次偶然的机会，净慧法师给比尔指了一个方向：终南山。

　　“这次偶然是注定的缘分。”比尔说。

　　于是，他径直去了西安。随便包了一辆车来到终南山下，随便一条路，他便找到了一些修行人。两个月的时间，比尔在终南山四下游方，结识了他梦寐以求的隐士，这些人是他这一辈子见过的“最快乐的人”。

　　“当时，我就觉得一定要写一本书告诉外国人。”比尔回忆道。于是，他开始动笔写作《空谷幽兰》。

　　中国的隐士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虽然西方也有隐士，但是，西方的隐士是要离开社会，跟社会分开。

　　“中国的隐士却是社会很主要的一部分，他们去山里的目的是先修好自己，然后出来帮助别人。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比尔说。

　　终南山很深，从北向南约有200公里。比尔第一次进山的时候，山里除了采药的农夫，只有他孤身一人。

　　比尔告诉外国人，去寺庙好像是读大学，进山是读博士班。小隐于山，大隐于市。要想当大隐士，先要小隐。开始在寺庙修行，达到一定的程度，再去山里盖茅蓬，住几年后再度出山。一般的隐士，三五年之后就下山了，“但是五六个隐士中，总会有一个留下来”。

　　隐士虽然独居，但是一般都会结伴在一座山上，这样可以互相帮助。刚来的隐士不会过活，老隐士会教给他们一些砍柴、取水之道。老隐士还会传授新隐士一些气功热身抗寒，并告诉他们山里什么东西可以裹腹。

　　离开终南山后，差不多每两年，比尔经过西安，都要去看望那些茅蓬里的老朋友。有时会在山上看到一两个新茅蓬。老隐士告诉他，通常他们过不了一个冬天。去山里修行先要有基础，因为“那里太寂寞，太辛苦”。

　　接触隐士之后，比尔发现了他们的不易。而他自称喜欢泡热水澡，吃好东西，过不了如此清苦的生活。

　　“可是我很钦佩他们，他们很了不起，我望尘莫及。”比尔说。

文言文比口语还好

　　《空谷幽兰》问世后，隐士和终南山一度成了比尔的标签。在他的书中，所引的中国古文献比比皆是，他笑称自己的文言文比口语还好。

　　2006年，比尔再赴大陆，从北京一路走到香港，继而推出了另一部作品《禅的行囊》。

　　在这本书中，比尔追溯了禅宗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他发现，禅宗有几个特点：大家都要住在一起；还有，禅宗起床后就是修行，打坐是修行，洗盘子也是修行，别的宗派不一定重视后者。

　　禅宗的历史是一部从北向南的历史。比尔从柏林禅寺一路向南，经过少林寺，走到四祖寺、五祖寺，最后到达曹溪的南华寺。

　　比尔认为，以前的禅宗都是几个人在一起，一个师父带几个弟子，四祖之后，禅宗逐渐在中国发展起来。四祖有500个弟子，他们住在一起，种田养活自己。“从那个时候起，禅宗变成了中国最厉害的一个宗派。”

　　随后的五祖有1000多个弟子，他把衣钵传给六祖慧能。“虽然受教育不高，但是慧能跑到南部，发展了3000多个弟子。”

　　《禅的行囊》之后，比尔下一部的著述是达磨祖师传灯印心的宝典《楞伽经》，他花了近三年的时间来“啃”这部即使是中国人也难得搞懂的经典。

　　在禅宗的法门中泡久了，比尔并不排斥其他的法门，他说，“中国有三个很好的‘门’—儒、释、道。人不可以同时进两个门，只能一门深入。进去后会发现，经过其他的门的人也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