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我解决困难的方法
星云大师
贫僧云游世界各地弘法，除了讲经说法以外，也办有教育、文化、慈善等事业，经常信徒、朋友都会问我：「你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回忆起贫僧自二十岁离开佛教学院以后，为社会服务至今，七十年来，说我有困难，也没有觉得什么是严重的问题；说没有困难，也常常有一些障碍，不过，不管什么困难障碍，都是要靠人去解决的。
至于解决困难的方法，社会上有人送红包，困难就没有了；有人用请客，困难也就化解了；有人用人情拜托，问题也消失了。在当今，甚至靠法律、道义帮忙解决问题的，也不是没有。
贫僧一生不曾送过官员红包，也没有请过客，也少动用人情。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我用道理据理力争，因此，与政府、社会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如果道理不能解决的，我就用时间解决。在我想，他们是官员，我是出家人，横竖我一生做和尚，时间对我比较有利，也就慢慢的把困难解决了。总之，解决困难的方法，还是要靠勇敢和智慧。
先举一些比较重大的情况吧！例如：我的好友智勇法师，原本发心要办僧侣救护队，忽然听说要移到台湾训练，他就打了退堂鼓，说不想组织救护队了。可是你已经招募两百个同参道友了，你能不负责任吗？我基于义愤，当时就跟他说：「你不带队到台湾去，我去。」
贫僧并不是说自己当时有多大的本领、有多大的能力，只是觉得，人要有诚信，不可以随便中途退票。回忆当初，僧侣救护队虽然因缘没有成就，但一念的义气、勇敢，让我到了台湾，凭著佛教的因缘，让我可以广结善缘，让我走向世界；也因为有佛祖庇佑，让我得以在全球各地弘法利生。
到了台湾之后，生存的困难就来了。由于我没有入台证，不能在台湾居留；一个很好的因缘，我在前往办理户口的路上，遇到吴伯雄的父亲吴鸿麟老先生。我们彼此并不认识，他以警民协会会长及省参议员的身分，帮我承担责任，让我报了户口，解决了我居留台湾的困难。这个解决困难的方法，实在说，是自己遇到了好因好缘。
之后，当时国民党政府，怀疑佛教徒为大陆共产党工作，逮捕了一百多名出家人入狱。那时候的我们，无亲无故，即使要找人帮忙也不得办法。最后，还是因为有好因好缘，虽然坐了二十多天的牢狱，在许多正义之士自动出面为我们奔波呼救下，终于为佛教徒洗刷冤情，恢复我们一百多个僧侣的清白与自由。这许多人士有吴国祯的父亲吴经明老先生、立法委员董正之、监察委员丁俊生、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那一次的教难，假如没有他们的帮忙，真不知道后果如何。
在那个不安的年代，每一个礼拜，最多两个礼拜，我都会有一次或两次在半夜被警察叫醒，他们说是要对户口，其实是要调查我的言行活动。记得一九五一年，我在新竹青草湖灵隐寺居住的那段时日，每次要到市区讲说佛法，都必须到派出所请假，得到他们的允许才可以前往。
好在那个时候，由于政府推行人民要学习讲国语，他们下了传票，民众都不肯参加，警察对上级也没有办法交代，不得已就找上我。因为我本身是台湾佛教讲习会（佛学院）的老师，他们就请我教国语。
从原本只有寥寥几人，在一个月内，我就让学生增加到二百多个，他们一看，也很感动，觉得我帮了他们的忙，让他对上级有所交代，解决了他的困难，于是也就解除我到市区传教，必须先到派出所请假的规定了。我想，这样子解决困难，必须要靠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发心，否则这许多的障碍，也很难以解决。
岁月就在这些艰辛的时光中度过，在台湾弘法十多年，从高雄到宜兰，我在两地往来，但居无定所。后来，在高雄建了高雄佛教堂，我也只是发心帮助信徒建设，并未据为己有；在宜兰，一个龙华派的小庙雷音寺，我住了二十多年，也没有想说我要来做住持，就这样，也没有名义，都是义务的帮忙人家编杂志、写文章，南北云水行脚。
因为十多年的结缘，就有信徒发起，在高雄寿山公园的入口处，建了一栋不到一百坪的寿山寺，楼高五层。才觉得今后有了一个能够自主、可以安居修行的地方，但是，位在寿山上的高雄要塞司令部，忽然来了一个公文，认为寿山寺超高，会妨碍他们砲轰海上敌船的目标，必须撤除四楼和五楼。
信徒听了很慌张，就想要找市政府帮忙。我说，台湾现在是军事第一，民间、政府，对军方都没有影响的力量。我慨叹自己不具备福德因缘，弘法布教十年，好不容易，现在有了一个小型的寿山寺，却即将遭到拆除的命运，要是给佛教人士知道了，他们会耻笑贫僧说：星云某人没有福报。
不得已，只有借助自己的勇敢，我跟信徒说：「放心，我来解决。」我拿着身分证，决定上寿山找要塞司令部，跟他们登记要求洽谈公事。到了司令部，我就在门口大声的说：「是哪一位长官下了要拆除寿山寺的指令？我是寿山寺的住持，我有话要讲。」
有一位上校军官从坐位上站起来说：「是我承办。」这位上校的姓名，现在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我跟他说：「你指示要拆除寿山寺的四楼、五楼，我个人没有意见，你看，我是出家人，出家无家处处家，你拆除这个庙，顶多这个庙不能住，我就住到别的寺庙去，这都不要紧；不过，假如说新闻记者来拍张照片，说台湾敌视宗教；或者你要拆除寿山寺，这个寺院是高雄居民人士所建，你拆了他们的寺院，就等于拆到他们的家庭，万一他们有异议，我也不得办法。」
我接着说：「你应该知道，前数日，越南总统吴廷琰，就是因为歧视佛教、燃烧佛教教旗，与民众发生纷争，到最后政府被推翻、总统被杀害。看起来，拆除寿山寺四楼、五楼的后果，你要仔细考虑。」
他听了我的话以后，非常紧张，非常谦虚的跟我请教：「那要怎么办啊？」我说：「你问到我了，我就告诉你，你重新下一道指令说不要拆除，就没有事了。」他就立刻回答我说：「我照办，我照办！」听到他这么承诺，我就非常安心地回到寿山寺。满天的乌云，这么几句话，就过去了。我想，智慧、勇气，是解决困难方法的重要关键。
生存的困难解决了，寺庙合法的问题又来了。佛光山寺庙登记证，因为地方政府负责人对我的误会，我花了十年时间，始终申请不到。我心里想，你是民选的主管，总有下台的时候，我做和尚是一生的，可以慢慢的等待。一直到十年后，在一九七七年，我终于拿到寺庙登记证，才获得内政部允许我们传授三坛大戒，那一次戒会，还被台湾佛教界称为模范戒期。
这十年的岁月，在我也不算什么，因为我知道时间上对我有利。后来，万寿园要申请执照，这也是千难万难。好在，我在宜兰认识了一位陈洦汾先生，他是台湾省议会的省议员，并且还是党团书记，为了协助我们取得执照，他就坐镇在省政府民政厅等待，要求办事人员公(píng)对待，并且如法的发给我们万寿园的执照。
过去我在宜兰，佛光山在南部高雄，四、五十年前，因为高速公路还没有建设，经常来往都要耗费一天的时间。尤其我们佛教徒吃素，途中没有地方吃饭，常常要在中途站，借一个小面店解决用餐问题。因此想到，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分别院，给南来北往的人士、信众有个地方吃饭。
有了这个决议，徒众就从山线的员林开始，问到海线的大甲，沿途走路，看看左近有土地要卖吗？最后，在彰化大竹围福山里，有一块垃圾场，价格便宜，我们就把它先承购下来，地上的垃圾我们再慢慢清理。在我们想，等福山寺建好，南北往来、吃饭住宿就没有困难了。
当时，我们只想给人方便，没有想到困难，但福山寺的建筑执照，也同样困难申请。一开始，我到民政局去登记，他说，你没有寺院的建筑执照，又没有庙，怎么到民政局来登记寺庙呢？我觉得他说得也对，就到建设局去申请建筑执照。到了建设局，他说，你在民政局没有登记你要建寺庙，你怎么叫我建设局发建筑执照呢？
在两边互踢皮球的情况下，我就在建设局、民政局之间来往多次，也花了数年的时间，一直都不能成功。最后，还是靠着陈洦汾先生的帮忙，彰化县政府不得不听从省政府的指示，准许我们建设。
如此一来，县政府的官员们，就非常不甘心的来参加我们的建寺筹备会议，他先要求我们二十七个信徒代表必须全部到场出席，然后再要求我们唱国歌。二十七个信徒代表不难，都是佛光山初期的道友，受过高等教育，非常年轻，问题是在官员的态度，轻视又盛气凌人。
好在我们也经得起考试。记得那一次，二十七个人合唱国歌，唱得特别有韵味；他们一听大惊，以前看不起的出家人，竟然能把国歌唱得这么好，立刻改变态度，直问为什么歌声这么悦耳。我想，大概他们在政府升旗典礼上，也不容易听到这么好听的声音吧！
当初的佛教徒，在社会上受到歧视、排挤，完全没有地位。他们没有想到，现在的出家人，不但会唱国歌，还唱得这么好听。因为这样的关系，情况急转直下，对我们有了好感，就准许我们建寺院了。所以很多困难，不是光靠金钱能解决，就是靠运气，也要凭著自己基本的能量、自己的实力如何。
贫僧最初在佛光山开山，这是一个贫瘠的丘陵，到处沟渠，为了建设，花费要比在(píng)地上的投资超过多少倍。不过，好在位于野外山区，也不要执照，我也不急于一日成功，就视自己的力量多少，慢慢的发展。
但是，当我们有了一点规模，准备申请执照的时候，有关人员就要求我：「你必须要有两部消防车、五十个消防员才可以登记。」如果不懂法令的人，大概就给他们吓唬到了。但我一点都不心急，思考如何解决你这个无理的要求？
于是我就请问他：「超过我佛光山的这许多大规模的建筑物，像总统府，有几部消防车？县政府又有几部消防车？为什么我一个小小的山区寺庙，就要养两部消防车及五十个消防员？」我晓得他是故意给我刁难，我就慢慢跟他周旋，问题总会解决的。
但是我的灾难，不是这么简单就化解。后来有人密报，说我藏有长枪两百枝，下令要来佛光山调查。我说，我这里两百根棍棒都没有，你要来调查什么？
也有相关单位要我大写标语：「反共抗俄、杀朱拔毛。」我觉得，在一个宗教地方，为什么要这样杀气腾腾？我做不到。我坚决的告诉他：「寺庙讲究和谐、和(píng)、和好，什么反对、杀戮，我不敢写，也不敢这样做。」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除了建筑遇到困难，办佛学院的困难也是有的，人家常说如果要一个人灭亡，就让他去办教育。当时一面开山，一面又要让跟着我的青年受教育，于是我决定办佛学院。信徒一听，马上说：「你不能办，你要是办了，连饭都不得吃。」我不信，最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可以发心去殡仪馆替人通宵念经，为了培养学生，念一念也就能让他们有饭吃了，这有什么困难呢？
「贫僧」有话二十六说之二──我解决困难的方法
办了佛学院，就要有好的师资来教育学生。在当时，佛光山地处偏远，交通非常不便。别人都说，你哪里有可能请得到名师到这山区来教书？但我不相信，我要用我的热情、我的真诚请来名师。台湾大学、成功大学、中兴大学，甚至陆军官校、海军官校、国防医学院的教授专家，如杨国枢、韦政通、陈鼓应、李日章、林正弘、方伦、唐一玄、王淮、唐亦男等等，除了佛学，还有自然科学的专家、语言学家等等，一路都让我请来了。
不料，后来台湾大学的叶阿月和方东美先生竟批评我说：「佛光山是共产党的大本营。」这一句话，在那个戒严的年代是非常严重的，有可能让全山大众都会被屠杀。还好，我的运气很好，不像台南开元寺的住持证光法师，只为了请大陆巨赞法师吃过一餐饭就被枪毙了。也好在，不像我的学生台东海山寺修和法师，为了吴泰安事件，被关进牢狱判了无期徒刑，最后冤死在监狱里头。
这时候，我不得不勇敢的站出来，用行动证明，幸好信徒也知道我的做人，我在各处的讲说，也都有录影带存证。一段时间后，这个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我相信，只要行得正、做得正，宗教归宗教，政治归政治，你想用不实的谎言诬陷，这个对佛光山已经没有用了。
几年以后，有一次，我和警备司令常持琇将军同在一个会场，他跟我说：「人家密告你的信函、文件，至少有一公尺高。」我真是讶异，那时候的台湾，一块钱的邮票，一封信、一个投书，就可能致人于死地，或者毁了你的一生。
在那种危险困苦中，只有自己勇敢承担，不做一个窝囊的出家人。有时候我们可以像菩萨低眉，但在佛教受到诬陷的时候，我也要如金刚怒目，不惜和他抗争一下。反正贫僧在大陆，从小出生在战乱里，在枪林弹雨中、从死人堆里来到台湾，对于危险，甚至生死，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了。
当然，遇到这些种种困难，是需要多少的勇气与决心，除了感谢佛祖的加持和万千信徒的护持以外，我还能去怨怪谁的不是吗？
时代的巨轮向前滚动，台湾各政党也慢慢的发展了，这许多异议人士反对的对象是国民党，但我真是冤哉枉也，只因为国民党在报纸上说我是党务顾问、评议委员，可是我也没被事前告知，也没有见过一张什么聘书，就被无辜牵连，受他们无端的指责。当然，我也不必否认我是国民党员，但那许多异议人士，就认定「佛光山是国民党在南部的基地」。
最早，他们也不是很有力量反对政府，不过，反对宗教、反对弱者也是敢的，有些人就聚集起来，拦住佛光山的山门，不让山上的大众进出。我向警察局报告，也来了很多的警察，但他们就是不肯处理。我说：「他们拦住我的山门，我不能进出，你怎么没有处理呢？」警察说：「他们没有行动啊！」行动？是要我们山上跟他打架、推挤？还是要我们有什么行动吗？我真不能理解。
不过，我也知道，当时来的这许多懦弱无能的治安人员，都是欺善怕恶之辈，他们也无力处理。其实，他们的上级主管经常在佛光山散步运动，甚至最高的署长也是佛光山的弟子，但我们都不动用关系来解决困难，为什么？实在台湾的现实环境，使得警界也很可怜，逼得他们如此。因此，我们也不跟他们计较了。
这许多人把我的前门拦住，我就另辟蹊径，从后面的山门出来，横竖我的门户很宽广，东南西北都是我的方向，你们拦得住这一个山门，但你们聚众能维持多久呢？白天不要吃饭，晚上不要睡觉吗？当然不会持久，我知道他们必定无功而返。
最后，他们找出当时的高雄县长余陈月瑛女士来跟我们山上协调。余陈县长了解之后，帮忙解决了民众围山的问题。后来，她也成为佛光山的信徒、佛光山的代表。所以，肯得解决困难，也能化敌为友。后来，民进党的余家班，一直成为佛光山的护持者。
在我开山建寺的过程，人事问题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困难。例如，有一些男众上山出家，甚至有的父母把他们幼小的儿童送来山上入道为沙弥；日子一久，他们长大了，必须服兵役。可是他一去当兵，就不再回来了。
也有的年轻人，由于开山建设，必须出坡做苦工，他不堪劳累，也不告而别了。也有年轻人，跟父母抗议，说他要回家，不愿意过著清茶淡饭、持守佛门戒规的生活。虽然这样的人数不多，但在一个教团里，有几个这样的分子，也总会影响一些人，让团体难安。在我认为，所谓「铁打常住流水僧」，信仰是自由的，他们要去就去，要留就留，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后来，甚至于有人要回家的，我派人帮他们搬运行李，替他买一张火车票，叫人帮他送上车，让他们回家。也有的人要回家，父母不准，我帮他跟父母说情。因为出家修道，必须要有出家的性格，没有出家的性格，让他在这个教团里，等于滥竽充数，对教团也不利。
所以，我解决人事的困难，大多尊重他的自由，随缘放下，各适其所，大家也就相安无事。相安无事，不就解决困难了吗？至少他们回到社会，具有那么一点佛法的基础，也学到那么一点谋生的能量，虽然没有成就他一生的事业，我为他种下一个做人的基本道德观念，我对社会也算有一点贡献吧？
二○○二年，我在日本刚成立的本栖寺里，接到台湾打来的电话，说我建立的玉佛楼高斋堂，起火焚烧。当然在电话里，我交代他们赶快请消防队帮忙灭火。过了不久，从台湾又打来电话，说消防队指示不能救火，恐怕开窗、开门，火势会更加漫延，让它关起来闷烧，就没事了。
这也不要紧，那只是放置法宝经书的库房烧毁，佛书烧了，我可以再印刷；房屋烧了，我可以再重建。但现在回忆起来，为什么消防队员你见火不救呢？我也曾经捐助过消防车，也赞助过消防队，但是到了我需要消防人员的时候，他们却置身事外呢？我至今百思不解。虽然增加我一点经济上的损失，但我们一样的弘法利生、一样的推动佛教的发展，热忱并没有减少，这场火灾，不会烧掉我们的信心。
后来，佛光山的徒众粗心大意，在山下马路外的一块农业土地上，临时搭建的一个铁皮屋，里面堆放了一些桌椅、书籍、杂物，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忽然起火焚烧。这原本也是一件小事，是一个闲置的仓库，很快的也把火势扑灭了，没有影响隔壁的土地，也没有影响别人。可是第二天报纸上，斗大的标题「佛光山失火焚烧」，让人怵目惊心。难道，佛光山失火焚烧，你们才快乐吗？才欢喜吗？我们受到社会给予我们不公(píng)的诬蔑、践踏。社会对佛教产生错误的认知，大概就是我们最大的困难了。
尽管我们心中虽有不(píng)，但我们不灰心、不丧志，一样为社会大众服务。等于开山早期，因为没有经验，滂沱大雨，不断把我们已经填补的砂石冲走，没有关系，冲走了我再填；已经快要完成的放生池堤岸，也被大水冲毁，没有关系，我可以再加强重建。所有困难，只要你坚持不懈，只要你锲而不舍，什么困难，也就不是困难了。再说，所谓菩萨「发菩提心，立坚固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困难，也把它视为磨练我们的机会，是我们的增上因缘。
台湾是一个民风淳朴、民间宗教普及的地方，佛教在台湾也受民间宗教的肯定，但是在台湾，佛教的历史并不很长。最早，郑成功的母亲在台南建了开元寺，可以说是最早的寺院；福建一位树璧禅师，带了湄洲妈祖像渡海来台，开创了北港朝天宫；台北艋舺龙山寺供奉观世音菩萨、清水祖师等等，可以说，台湾神道教的起源都与佛教有因缘，因此，他们也都非常礼遇佛教寺院。而佛教会，也经常在宗教法上与政府力抗争取，以保护神道庙的利益，大家彼此和谐相处。不过，有几件在台湾佛教史上具有历史意义，也是让台湾与国际接轨的大事件，应该要让大家知道。
例如，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世界佛教杰出妇女会议连续几次在佛光山召开；佛教与梵蒂冈枢机主教的对谈，也在佛光山举办；甚至，西安法门寺佛指舍利迎请到台湾，数百万人瞻仰礼拜，促进了两岸宗教文化的交流来往；印度贡噶多杰仁波切，带领十二位德行兼备的仁波切来台，赠送佛牙舍利给佛光山……可以说，这些都是台湾伟大的荣耀、伟大的历史。
当佛牙舍利来到台湾的时候，非常开明的行政院长萧万长，也帮助我们到处找地，希望兴建佛陀纪念馆供奉。我想，若在台湾山地找一块(píng)原建设，今后能容纳停车的地方必定困难，几经勘查，最后，由世界各地千家寺院、百万人士共同发起，大众决议，就在紧邻佛光山的擎天神公司的原址上建设佛陀纪念馆。
完成后，佛陀纪念馆已经成为台湾最受国际瞩目的观光参拜的宗教圣地，每年有一千三百多万人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观光局说，佛馆带动了高雄经济发展，为台湾在世界增光。就有几位的民意代表，常常在议会质询时给我们毁谤，捏造一些不实的说法。例如说我们没有使用执照，指责佛光山没有停车场，只能停四十部车子……等等各种丑化佛光山的声音，让社会民众对我们有不好的观感，使得佛教受到损失。
但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事实上，佛光山向农民租地，让来者可以停车千部以上，佛光山没有侵占国家一寸土地，佛光山与附近的土地也没有一寸的纠纷，佛光山所有的建筑都是合法，纵有少部分所谓违建，也只是程序违建，不是实质违建。就是在办手续，只是山区水土保持因这样而被要求荒废时日，我们也无可奈何。
当然，后来水利局以及有一些官员，为了我们的主体建筑外，还有一些附带零星地方的建筑执照，因为还在送件办理的程序，或者执照尚未拿到就开放使用，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罚款。在澳洲、在美国、在大陆，我们同样建寺院，宗教都受到当地政府的帮助和尊重，在台湾，我们却经常收到政府的罚款，相互对照之下，究竟是我们政府的问题，还是我们本身发心的错误呢？
还有一些不是困难的困难，像是近几年发生的灾害，如：九二一大地震、莫拉克八八风灾、印尼海啸、汶川大地震、日本东北大地震、纽西兰基督城地震、马来西亚东海岸水灾，到最近的尼泊尔地震等等，我们前往救灾医疗，捐建学校、图书馆；此外，寒冬送暖，为独居老人送餐，捐赠救护车、轮椅给需要的人与单位，为云水书车买书、募书巡回偏远学校、地区，推广全民阅读，甚至我们也为八八风灾暂居在佛光山的耶稣教徒，请牧师、修女前来为他们布教，尊重他们的信仰，让他们心灵得到依靠、抚慰等等，这些，可以做得到的，也都不为困难了。
经常有人说，佛光山商业化；其实，佛光山有「非佛不作」的原则，从来就没有赚钱的事业，办佛学院，要给学生穿衣、吃饭；办短期出家、夏令营等等的活动，本身就必须花费许多经费；甚至公益电视台，乃至图书、报纸、期刊杂志出版，都是开支浩大，毫无收入的单位；还好，有那么多善心的信徒帮忙，只要对净化社会人心有益，尽管「日日难过日日过」，我们也心甘情愿，继续服务了。
所谓「去的就让它去，来的也会自然来」，佛门是讲究因果的，无论什么事情，在因缘果报里，还是会有公(píng)对待我们的。你问贫僧困难是怎样解决？我处理的原则：决不跟你争强斗狠，也不跟你谩骂、怨恨，讲究通情达理，如此一来，也就没有是非，不让人吃亏，我相信「有佛法就有办法」，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总和的说，佛光山的困难，都是佛祖去解决的，也都是信徒热心帮忙解决的；我们心生惭愧，暂时享受人间现成的安乐，除了感恩图报以外，哪敢言说困难呢？
假如，以后再有人问我有什么困难，贫僧就拜托你一起来帮忙解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