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我的恩怨情事
贫僧近年来和青年人讲话，很注重二个问题：一个是「往好处想」，一个是要能「给人接受」，自己要做自己的贵人。
因为现在的人想法很奇怪，凡是一切事情，他都不往好处想，欢喜往坏处想。例如：记仇不记恩、记坏不记好、记债不记借，记我不记人。一个不替人设想的人，又怎么能和芸芸众生去相处呢？
说到「给人接受」，青年人总想他找不到职业，没有人重用他。可是，你会想到要人家接受你，你需要有什么条件吗？要能让人接受，你必须要有礼貌，你要懂得谈吐，你要能负责任，你要勤劳，你要忠诚、守法。儒家的忠、孝、仁、义；佛教的慈、悲、喜、舍，你一点都不具备，又怎么能让人接受呢？贫僧非常提倡报恩的人生，在我认为，报恩是富有，望人家给予是贫穷。所以，我也经常说，佛陀讲布施，是叫我们布施给人，并不是叫人家布施给我。
说起佛教讲的「上报四重恩」：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三宝恩。其实这当中，比父母恩更重要的，还有一些另类的人物哦！
徒众依严法师在养母年老的时候，尽心哺育，百般孝顺；但生母离他住持的寺院不远，有时候我叫他回去探望生母，他跟我说：「我对于养母有感恩之情；对于生母，她生下我之后，就把我送给别人了。因为没有感情，所以不感觉需要对她有孝养的义务。」可见，生母、养母，其实都有恩情，只是恩情的大小还是有分别。
贫僧感觉到最大的恩人就是外祖母，她有许多的儿孙，犯不着对一个外孙有那么多的关怀，但我幼年是在外祖母的呵护下，慢慢成长的。她经常带我外出，参加一些佛堂的集会；早晨，她把园田里生长的青菜、萝卜拿到市场卖了以后，带回来热腾腾的烧饼、油条，就叫我起床用早餐。所以，我的童年很少在李家和父母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反而和我的外祖母相依为命的时间比较长。
出家以后，经常午夜梦回最怀念的人，应该就是外祖母了。外祖母刘王氏，连名字都没有，虽不识字，但会背诵《阿弥陀经》和《金刚经》。她从小茹素，十八岁嫁给我的外公刘文藻，相夫教子，克勤克俭，持家立业，为刘家建了四合院的瓦房，也买了一些土地田园。她为人温和，性好慈悲，可以说她的身教影响我最多。
在台湾数十年，不能回去大陆，心中所挂念的当然是母亲和家人，但更担忧的是，外祖母年老了不知如何生活。及至我一九八九年回乡探亲，才知道她已往生多年了。大恩无从报答，回到美国，即刻筹措了两千美元，交给三弟国民为外祖母建一座小型塔墓纪念。
多年后，等到我第二次回乡，他没有遵照我的托付为外祖母建一个宝塔，反而建一个纪念堂，把他的妻子李夏秀华牌位供在中间，外祖母只是一个小牌位立在旁边。我一看，当时忍不住回头，立刻拂袖而去。至今对于三弟国民的这种行为，耿耿于怀，不能谅解，这也是贫僧的恩怨分明吧！
对于贫僧参学的母院栖霞律学院，两岸开放后，我为栖霞山他们捐建十一间楼、月牙池、明镜湖，甚至山门。这些都经过我的老师雪烦和尚、圆湛法师之手，也不知道他们对于我这许多想回报的恩惠，有报答了没？
为了报答师父志开上人的恩情，我回到宜兴复兴祖庭大觉寺，承蒙海内外信徒供养甚巨，也不知道多少，应该有上亿的人民币了。不过，金钱、物质并不能表达报答别人的恩惠，最主要的，是在心灵的深处要感受到，再多的金钱，也不能报答别人如山之高，如海之深的大恩啊。
佛教讲「缘起法」，我们吃饭，要农夫种田；我们穿衣，要工人织布；我们的日用，需要商人供给。可以说，我能生存在天地之间，都是士农工商所有大众施予我的恩惠，不然，我个人又怎么能独自存在呢？
一九八九年回乡探亲后，对于四、五十年前打我、骂我的老师，有的虽然高龄七、八十岁了，为了感谢他们的教导之恩，如：雪烦院长、圆湛、合尘、惠庄、介如、本沧等老师，甚至同学智勇、现华、出尘等，我都多次请他们出国旅行。有的畅游香港，有的远去美国，甚至欧洲，让他们观看世界之大，也让我报答他们当初的教育大恩。
当然，对我有恩的人不止于此，像妙果长老、智道法师，以及台湾不只万千的信者，滋养我的法身慧命，让我有缘分在世界上弘法利生。我对大陆、台湾，甚至世界各地有缘人的这许多恩情，不知如何报答，所以希望全世界的徒众，为我在他们住持的分别院设立「滴水坊」，供给一饭一面的简食，让贫僧也能可以感受到「滴水之恩，涌泉以报」的意义。
施恩惠给我的人，当然不一定是在金钱物质上的给予，像栖霞律学院的那许多老师给我的打骂，我都认为他们是慈悲的心肠、霹雳手段的教法，都值得我感念。
后来有一些人，对我索求不遂，或者我实在无力应付而怀恨记仇的人，也不能说为数没有。像我有一个侄子，一九八九年我回乡探亲后，一再表示想要到美国去，我都想要满青年的愿望。好不容易让他去了，又要求我帮他付学费。完成学业了，又要我帮他买房、找职业，但是他生性懒惰，几次实在无法满其所求。后来他跟我说，你创建的西来寺二十年，我可以二天就让它毁坏。
外人好或不好，或者基于嫉妒，或基于思想不同，这倒也罢了，对于家人亲友这种无理的索求，我一介贫僧，所有的一切都是佛教的、十方的，叫我对家族做什么，个人哪有什么能力？我不能拿三宝佛门的钱来帮助他们啊。这种对我的仇恨、谩骂，我也只有觉得，愈亲的人都是冤家债主吧！
所以，多少年来，也有人对我批评，甚至辱骂，种种的吹毛求疵，我仍然是感念于心。我真实的没有一点恨意，只想到，我不知如何能补报他的不足，让我们之间没有对立，只有情谊，没有怨恨，只有尊重。现在，像这许多的怨憎会苦，我也不会太把它放在心上，要造谣生事、要批评毁谤的，只要能消除你的怨恨，也算贫僧对他们的一点贡献吧！
以上这些恩怨都还容易敍述，对于人间的情爱实在就不是能讲得清楚了。
贫僧也是人，虽然出家，对于爱恨也还是非常的有体会。记得我在做国民小学校长的时候，就有一位老太太，千方百计的要我做她的干儿子（义子），但是我绝对不能。我能可以割爱辞亲，远离我的俗家父母，我怎么能在为僧之后，又认别人做父母呢？若要，就如经中所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我需要天下的父母，不需要一个关心我、爱我、做他儿子的父母。虽承蒙他们对我种种的关怀厚爱，也只有辜负他们的盛情了。
还有一对姓潘的夫妇，也是千方百计的希望我还俗，做他们的女婿，这个可以说更加的办不到了。我是多少的犠牲奋斗，才有机会出家，才有机会在这里能担任校长。虽然只是小学校长，我又怎么能可以舍弃佛教的恩情重义？
初到台湾，担任《人生》杂志的编辑，因为台湾那时候还是文化的沙漠，佛教能有一份杂志让人阅读，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注意，因此有一位工厂的女性员工，邀请我到他们的地方去说法。我那个时候也觉得弘法重要，因此就承认她前往。
我刚刚才在立信会计学校讲过以后，我以为他们也是有一个讲堂，供给我讲说。哪里知道，我去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十公尺长条型的房间里，旁边是通铺，应该是女生的宿舍。他们把通铺整理得非常清洁，让我在那里讲说，参与的全部都是二十多岁的女性。
我当时一看，心想，地藏菩萨为了度众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但贫僧不但是凡夫，也是凡身，在这样女性的场合里传教说道，实在不相宜。所以我简单的讲说后，连姓名也没有再问，从此就没有再来往了。是我无情呢？还是我应该对人间留有一些情义呢？
后来也有不少次，都是精神失常的中年女性给予我一些困扰。
例如，有一天下午在佛光山大雄宝殿前，忽然有一个五、六十岁的女人，带来两位身高不比我矮的男众青年，叫他们走到我前面，跟他们说：「这是你们的爸爸，赶快磕头。」那两个男生竟也真的向我跪拜，搞得我一头雾水。我也不认识他们，他们做我的兄弟都可以，我那时候也才四十岁，做我的儿女，不要说名份不该，就是年龄也不相衬。
这个女性在外表看起来非常正常，但实际上，大家都说她有妄想症，已住在山下几年。后来并没有对我构成很大的干扰威胁，只是不断在外面散播，说她和我是七世的夫妻，把「梁山伯祝英台七世因缘」的民间小说，拿到山上来胡言乱道。对她，她不知道有损失，对我，个人损失是小，可是对佛教不该这么冒犯。
在台北普门寺，每逢我在台上讲说佛法的时候，总有一位非常有气质的中年女性要送一杯茶，或者送一朵花来。我也觉得奇怪，(píng)常在普门寺里也没见过这一个人，为什么讲座的时候都会出现？后来，听说她是一个中学的国文老师，因为精神异常，有一些不正常的行动，要我不必介意。
但是有一次，我和慈惠法师等人在楼下等电梯，她跑上前来就帮我拉衣领，端正我的衣服，旁边还有好多男士、不知何处的客人，看到以后，想有这么一位贤慧的女士对我这么照顾，实在叫我有口也难以说明。甚至于，她也写有字条留在普门寺，叫人务必拿给我，上面写着：「我一定摘下天上的那朵云……。」在她，是如诗如画的感受；在我，觉得她不该有这样的骚扰。
做一个出家人，尤其要在社会从事人间佛教的宣扬，每天跟很多人来往，那时候在台湾，最怕有两顶帽子，给你戴上了就非常的严重。一顶是红色的，也就是有共产党的嫌疑；一顶是黄色的，也就是现代人所谓的小二、小三。这对一个出家人而言是严重的打击，尤其对一个青年的出家人，是非常不利的行为。当然，贫僧也是人，我也有恩怨，我也有爱瞋，只是有些误会，都叫人非常的难堪。
早年在佛光山，有一个做电话接线生的十五、六岁小女孩，我要到客堂会客，经常会经过总机旁边，一、二年来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但在经过的时候，她都起立向我问好，我因为会客时间匆促，也没有跟她有语言的接触。有一天忽然在路上碰到了，我想，应该说一句给她欢喜的话，不觉就脱口而出：「妳很漂亮啊。」
在我想，一个女孩子总欢喜人家赞美她美丽、漂亮。没有过几分钟，徒众慈嘉法师就来告诉我，那个时候我是佛学院的院长，他说这个女孩去问他：「院长说我漂亮是什么意思？」慈嘉法师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也不为她解释，就骂她：「不要三八，不要乱说。」像这许多三八、乱说，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就这样，贫僧至今老矣！人生许多的过往，都离开不了过去的往事情仇，但仇人我没有，或者别人对我有仇，我对别人也没有仇，因此不敢说「恩怨情仇」，就改为「恩怨情事」。这一切一切，就如佛陀说的，都当做是我们修道上的逆增上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