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佛学

陈寅恪

　　文/夏星

　　陈寅恪（1890-1969），祖籍江西，生于湖南长沙。家世官宦，亦为书香门弟。幼时就读家塾，习四书五经，旁及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

　　年13随兄衡恪东渡扶桑，就读于东京巢鸭新文学院高中。越二年考取公费赴日生，因脚疾回国，转入上海复旦公学，1909年毕业。

　　次年留学欧洲，先后就读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主攻语言文学。又因脚疾，被迫回国。

　　1913年再度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学习，时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次年回国，辗转于南昌、南京、北京各地生活。

　　1918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师从兰曼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4年后转学于德国柏林大学梵文研究所，在路德教授的指导下，潜心于东方古文字的研究。

　　1925年应梁启超和吴宓二先生的举荐，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兼聘历史系、中文系教授。1930年以后，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明清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先生携家南下，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主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研究及白诗研究等。1939年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中国史教授。越年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后任中文系主任。1942年任教于广西大学，次年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后任中文系主任。又任教于广西大学，次年转教于成都燕京大学。1945年赴牛津大学讲课兼治眼疾，治愈无望，辞去教席，于第二年经美洲回国，仍回清华教书。

　　1949年到广州岭南大学讲席。1952年院系调整，转为中山大学教授。以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历史研究》编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文革”初，曾遭到迫害。80岁时，因心力衰竭和肠梗阻病逝于广州。

　　陈寅恪先生家学渊源，自幼熟读经史，又屡次赴外国求学，掌握了西方学界的基本理论，因此他通晓东西方文学，深得二种文化的精髓，虽无国外任何学位，但却为举世公认的“大师巨匠”。他一生颠沛流离，有时甚至生活难继，既使在双目失明的境况下，仍然勤于研究，学问不辍。他著述等身，给我们留下了《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等煌煌巨著。其学问涉及了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语言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古典文学、史学方法等学科，其中有的学科在国内属于新开辟的领域，在国外也处于领先的地位，故被称之为“能开拓学术之宇，补前修未逮”的奇人。

　　陈寅恪先生对宗教学的研究，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早年因受到系统的方法论训练，又有深厚的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底，使他能够在宗教学研究里游刃自如。他的学术研究在国际学界也为专家学者仰止。佛学研究是他的宗教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他利用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开辟了南北两传比较研究的领域，注意研究中国佛教的源与流的关系，梳理佛教名相的产生和演变，指出了以往中国佛教翻译的“误译”或“误解”的问题。

　　他对本世纪初敦煌发现的各种文字的佛经研究，也值得大书一笔。敦煌文献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学术界，外国人研究很多，但也有局限性，有的只是隔靴搔痒，不得深入其理。先生通晓外文，擅长训诂，谙悉经典，因此能在这些文献中找到很多外国人所不能发现的问题，解决了佛教史上的一些悬案，“抠”出了中国敦煌佛学研究的特色，他的敦煌文献研究，可以说至今仍在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既使是当今学者也不得不膺服他的独到见解和洞察力。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世界佛学界对早期禅宗研究的高潮，其中尤以日本学者执牛耳。先生以其广博的学识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先后对《大乘起信论》和《六祖坛经》的“传法偈”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与当时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并不一样，自成一家之言。先生还对当时国内佛学界和中国哲学界发起的魏晋玄学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所作的有关支愍度的“心无义”学说的考证，至今也是最详尽的一篇，可与汤用彤先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有关章节相互印证。他对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注意。此外，他对佛经翻译和佛教文学也多有发微。

　　总之，陈寅恪先生的佛学研究是多方面的，他开辟了新的领域，影响了后出的几代学人。(节选自《世界宗教文化》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