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仁山简历_杨仁山居士个人资料

时间：2023-08-06

杨仁山简历_杨仁山居士个人资料
杨仁山

　　杨仁山（1837—1911）名文会，仁山其字，安徽池州石埭人。他于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一八三七年）的十一月十六日，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中。十岁受读，十四岁能文，聪明颖悟，性格豪爽，喜读奇书，知识广博，二十七岁左右接触佛学，是中国(jìn)代著名的居士佛学家，有《杨仁山居士遗著》十二卷留世。

中文名	杨仁山	祖籍	安徽池州石埭
性别	男	职业	著名的居士、佛学家
出生时间	1837年	著作	杨仁山居士遗著

人物生平

　　杨仁山是清季末年中国佛教复兴的关键人物，也是唯识宗复兴的播种者。仁山，字文会，安徽石棣人，生于清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他的父亲朴庵公，道光十八年进士，与曾国藩同年，故仁山及长，入曾国藩幕督办军粮。后因读《大乘起信论》而学佛，时当洪杨乱后，江南文物荡然无存，欲求一本佛经而不可得，仁山发愿流通佛经，集友好共同创设“金陵刻经处”，刻印佛经。

　　出国经历

　　光绪四年，仁山以参赞名义，随曾纪泽出使欧洲，结识得日本真宗僧侣南条文雄，自南条处获悉中国唐代散失之佛经，多为日本寺院所保存，因之委托南条，在日本代为搜购。仁山与南条相交三十年，南条在日本为之搜购得散逸经书(jìn)三百种，其中包括著唯识宗的经疏。例如窥基大师所撰《成唯识论述记》六十卷，亦是由日本找回来的。杨仁山在《成唯识论述记叙》中称：“……有窥基法师者，奘公之高弟也，亲承师命，翻译《成唯识论》，会萃十家而成一部；并以闻于师者，著为《述记》，学相宗者，奉为准绳。至元季而失传，五百年来，无人得见，好学之士，每引为憾。(jìn)年四海交通，得与日本博士南条上人游，上人以此书赠予，……以是见唯识一宗，流传于世，非偶然也。”

　　刻经弘法

杨仁山简历_杨仁山居士个人资料
金陵刻经处

　　杨仁山，字文会，安徽石埭人，1837年出生于官宦之家。杨仁山14岁即能诗善文，兴趣广泛，天文、地理无不研读。27岁时杨仁山生了一场大病，他在病中反复诵读了佛典《大乘起信论》，对佛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杨仁山在南京约集了十多位同志，分别劝募经费，创办金陵刻经处。选觅善本、刻印经书，金陵刻经处刻印的第一部经书，是魏默深辑的净土四经——即《无量寿经》、《十六观经》、《阿弥陀经》，及《妙法莲华经·普贤行愿品》的合刊本。

　　金陵刻经处自同治五年创立，至宣统三年杨仁山逝世，四十余年间，刻印了经典两千余卷，先后流通经书百万余卷，佛像十余万郑

　　杨仁山于同治十二年，辞去江宁工程局的职务，同时也辞谢了李鸿章函聘他到北方办工程的差事（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驻节天津）而屏绝世事，家居读书。在家中参考造像量度，及净土诸经，静坐观想，审定章法。延请高明画家，在他的监督指导下，绘成了一幅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悬在家中供奉观想。

　　同治十三年甲戌，杨仁山只身泛舟游历苏浙各地梵刹，并便中访求各寺院古旧的经书，供刻经处刻版刊樱闻得洞庭湖西山有古刹，猜想也许会有古本经书，于是泛舟到西山，而搜求殆遍，迄无所得，并且在外日久，旅费用完了，几至不能回家。这时杨仁山仍有老母在堂，而儿女相继出世，多年办差事廉俸所入，大半用于刻经。为了家计，于光绪元年应聘到汉口主持盐局工程——他多年办工程，成了工程专家。他所经办的工程，坚固省费，非他人所能及。甚至后来他的长子杨自新也办工程，南京狮子山炮台和幕府山炮台，就是杨自新督造的。

　　出使欧洲

杨仁山简历_杨仁山居士个人资料
《杨仁山全集》

　　光绪二年，汉口盐局工程结束，杨仁山应老友曹镜初之邀约，到长沙去商议设置长沙刻经处的事。同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也约他湘乡一晤。于是到了湖南。顺道游览南岳，登祝融峰。也去拜访了曾纪泽。

　　纪泽是曾文正公长子，字颉刚，即世称的曾惠敏公，文正逝世时，遗命纪泽，谓杨某可堪重用。以是纪泽希望与杨仁山见见面。光绪四年七月，朝命曾纪泽为出使英法两国大臣，纪泽约杨仁山同行襄助。杨仁山便以参赞名义，随曾纪泽到了欧洲，在欧三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英伦结识了日本的真宗僧人南条文雄。以后三十年间，他和南条保持友谊，不曾中断。南条在日本为杨仁山搜购得中国唐代散逸的佛经注疏(jìn)三百种，杨仁山以之在刻经处刻印流通。

　　光绪六年，曾纪泽改派为出使俄国大臣，约杨仁山同行，杨仁山坚辞回国。曾纪泽要保举他做官，他也坚辞不受。纪泽不得已，给他长子杨自新保举了一个六品同知。

　　杨仁山回家后，仍忙他的刻经事业。惟这时经书愈刻愈多，不但经书积存的多，而经版的积存也愈来愈多。木版印书，一片木版刻十行，一行刻二十个字，一本十万字的经书，就要刻出五百片经版。古语“汗牛充栋”，指的就是竹简或木版而言，杨仁山为了解决经版保存的问题，他和刻经处的人去了几次苏州，到元墓山香雪海看土地，想建一处永久的藏版之所，终以经费未集，土地也没有购成，直到光绪二十三年，他在南京延龄巷建了新宅，才解决了经版的保存问题。这所巨宅，他后来捐给了金陵刻经处，列为公产，被列为政府保护的文物单位。

　　考察

　　光绪十二年，贵池刘芝田出使英国，以杨仁山曾随曾纪泽使英，娴于英国国情，坚约杨仁山同行为助。杨仁山情不可却，仍以参赞名义随行，二度赴英伦。杨仁山这次在英四年，他考察英国政治制度，和工业发达的原因，领悟到泰西各国富强之道，在于以实学为本。他建议刘芝田，上种种条陈给清廷政府，无奈这时西太后当国，所上条陈有如泥牛入海。杨仁山为此对时政颇感灰心。光绪十六年，刘芝田回国出任广东巡抚，杨仁山也由英回国。此后他即未再出山任事，惟以刻经弘法为职志。

　　传道育才

　　光绪二十一年，锡兰人达磨波罗居士来华，由英国传教士李摩提太之介绍，与杨仁山在上海会晤。达磨波罗以复兴印度佛教为目标，希望得到杨仁山的支持。杨仁山对达磨波罗的抱负十分赞同，曾计划训练出一批精通英文、梵文的青年，到印度去协助达磨波罗弘扬佛教，这就是他后来创办「祇洹精舍」的原因。

　　杨仁山晚年（六十岁以后），追随他学佛的弟子为数颇多，如谭嗣同、桂伯华、李证刚、黎端甫、蒯若木、孙少侯、梅撷芸、欧阳渐等，是其著者。光绪三十四年，杨仁山在金陵刻经处内，创办了中国(jìn)代第一所新式教育的佛教学堂——祇洹精舍。祇洹精舍冬季开学，翌年初春，太虚法师也入精舍就读。

　　弟子

　　杨仁山门下众多弟子中，入民国后，实以太虚大师与欧阳渐居士二人最为突出。二人同为佛教思想界之巨擘，对(jìn)代佛学之复兴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杨仁山居士，由一段情缘，促成他进入佛门，于佛经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他之创办刻经处，影响到后来各地继起的刻经处，如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他之创办祇洹精舍，门下人才辈出，促成了中国佛教的复兴。他是(jìn)代佛教复兴的启蒙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宏姆斯·韦尔契教授誉之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可当之无愧。

人物思想

　　杨仁山是晚清最重要的佛学推动者，于一八六六年创金陵刻经处、刊印佛书无数。可是，日本藏经书院想把他自己的著作汇为全集，刊入《续藏》时，他提出的书单却非常怪异。他说：“鄙人著述甚少，已刊成者，有阴符、道德、冲虚、南华四经《发隐》一册，佛教初学课本一册。 ” 佛学初学课本，乃是佛教三字经之类的东西，除此之外，就都是对道家典籍的阐释了。这对一位著名佛学大德来说，不是甚为奇特吗？何以如此？

　　早年喜读道书，后来学佛了，但又主张佛道相通，所以他就取道书来笺释， “以佛道相通”之旨解之，其原委大抵如是。但此中亦非毫无周折，《杂录》卷六〈与郑陶斋书〉云：鄙人学佛以来， (jìn)四十年，始则释道兼学，冀得长生而修佛法，方免退堕之虞。

　　两家名宿，参访多人，证以古书，互有出入，遂舍道而专学佛。如是有年，始知佛法之深妙，统摄诸教而无遗也。盖道家首重命功，佛家直须命根断。命根断，则当下无生，岂有死邪？ ……若认定金丹秘诀修成之仙，或为仙官，或为散仙，总不出上帝所统之界，不过高于人界一等耳，虽寿至千万岁，亦有尽时也。 ……昔昙鸾法师舍陶宏景所传之仙诀，专修十六观法，往生净土，岂非人杰也哉，愿与同志效之。

　　这是显斥道教求仙之说，欲人如昙鸾般舍仙诀而求无生。可见仁山对道教之说有弃有取。弃者，则为金丹修仙之类，〈代陈栖莲答黄掇焦书二〉说：“道家之阳神，乃佛经之业识也。所证果位，在欲界以下。必须超出三界，永脱轮回，方称大丈夫事业。若论三教，儒道之高者，始能与佛理相通，皆是菩萨影现，行权方便耳，至于《吕祖全集》，无意求观，恐防阅经功课也” （卷八）。

　　又〈与黎端甫〉批评邓厚广 “不假乩坛，但心念某神，神则附体，信笔疾书皆神之所为” 的做法是：“以《楞严》证之，即天魔飞精附人之类也” 会将学道的人牵入魔网。不但如此， “道家所说元始天尊，即佛经大梵天王。佛未现身，大梵天王自以天地万物由我一念而生，故又名为大我慢天。佛现身时，梵王帝释，请佛说法，恭教供养。是佛为十法界之尊，帝释但为欲界三十三天之尊，梵王但为色界初禅之尊，有世间出世间之别也” （卷六）。这些言论，均表明了道家只有一小部分，也就是义理最高者，始能与佛相通。

　　当然，这种态度，就一位护教者来说，仍算是宽容的，他对其他教可就没那麽客气了。例如婆罗门与基督教，他就完全不能接受，且说基督教出于婆罗门。〈与夏穗卿书〉道： “基督天方之学，皆以事天为本，其源出于婆罗门，而变其规模也。婆罗门教最古，以大梵天为主，或有宗大自在天者，皆从人道而修天道，不出六凡之表。佛教兴，而婆罗门之明哲者多从佛教，利根上智，现证阿罗汉果，即出六凡而为四圣之初门。可见佛教非出于婆罗门也。西人在印度考求各教，但求形迹可据者载之，谓佛教后出，遂以婆罗门以其源” （卷六）。

　　邓厚广把上帝做为太极之总纲、伏羲为次总纲、儒道释为分见之总纲，被他痛斥：“此等言语，为西教之先道，他日必有因此而舍三教，专崇基督者，其害可胜哉？ ” 也是基于同样的敌视之心。就是在佛教内部，他也一样有检别、有弃取。例如他要人勿阅《吕祖全书》，亦同教人勿阅《金刚经》五十三家注。他批评道教中金丹求仙与游神之法，亦同样抨击佛教内部：“禅宗一派空腹高心，西来大意，几成画饼。台教一派，尚能讲经，惟泥于名相，亦非古法” ，对日本净土真宗更不敢苟同，与之反覆辩论，集成《阐教编》一帙。

　　经他挑选出来的，就是上文提到过的：《道德经》《南华经》《冲虚经》《阴符经》，他分别为它们做了《发隐》。而经由他这样的处理，也可见得他是最看重《阴符经》的。他用佛理解释道书，首先做的亦是《阴符经发隐》，次为老，再次为列，复次为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