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真女寺
清真女寺
清真女寺，通常简称为“女寺”，指的是中国伊斯兰教界为女性穆斯林专门设立的独立的沐浴和礼拜的场所；国外伊斯兰教世界中通常没有清真女寺。它始自明末清初时，由男性穆斯林出于宗教自救的考虑，开展的专门针对女性穆斯林的宗教教育；后来，一部分掌握了宗教知识的女性穆斯林，开始代替男性穆斯林，并逐渐将日常宗教活动纳入其中，就形成了清真女寺。
《清真女寺史》
中国回族女学者水镜君女士和德籍旅英学者玛利亚·亚绍克博士（Dr. Maria Jaschok）从1994年开始合作研究中国大陆独特的信仰群体——穆斯林妇女，其合作成果《中国清真女寺史》先后出了英文版（英国Curzon出版社，2000））和中文版（北京三联书店，2002）。这两个文本在中外学术界均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中文本是在英文版的基础上为了更便于中国语境的读者的阅读而略加修改而成。我这里介绍的是中文版。这本书引起我兴趣的不仅是她厚重的学术分量，也因为我与作者两次正式交往都是在欧洲举办的学术会议上（英国牛津大学，1999；德国自由柏林大学，2002）且她们的议题都是穆斯林妇女，使我感到这一国际化研究议题的意义；还因为她们的书中引述评论到我上世纪80年代书中对宗教与妇女的看法对我的震动，——不是性别而是宗教中的盲点和盲视，但它直接导致我对信教妇女的偏颇认识。
最引人注目的，这本书的研究写作的与众不同合作模式——不同文化和教育学术背景的学者在同一研究课题中的对话及在其间的沟通与存异（“存异”不是处处“和而不同”，而是在理解沟通中求同存异）。这表现在她们整个研究过程和最后的成果中；体现在她们二人之间和她们与对调查对象、编辑甚至读者的关系中……从前言和全书中可以看出，对话贯穿了研究和成书的全部过程：田野调查中作者与其他学者的交谈，作者与被调查对象的交谈，作者与编辑的交谈……对话更贯穿在二人合作研究的所有阶段：一起做田野工作或各自做事的时候，不同的研究阶段，概念化和理论化，写作和翻译，通编全书的过程，等等。她们合作模式，很好地体现了人类学的重要主题——自我、生活方式和文本——对跨民族、文化、学术和宗教边界研究中，她们相信建构在对话关系上的真正合作可以加宽、丰富人类学研究的范围，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研究者的解释。该书真正体现“在平等、相互信任和共同负责的基础上”合作，是“对意见的共同解释”或“相互交流各自意见中的意外发现” (谭兢嫦，信春鹰：同上，1995，第49页)。
最发人深省的（至少对我们来说需要检视和反省的）是作者发掘无声者和边缘群体的穆斯林妇女、重建她们的历史所做的工作，她们很精彩地实现了预期目标——“把妇女还给历史，把历史还给妇女”（女性主义学术原则）；为中国妇女史增添地方群体传统的内容，揭示其特性和多种相互依赖性；讲述变化的地方文化中妇女的贡献，这一贡献使女性文化成为中国伊斯兰文化中最独特的范例。
在她们的著作发表以前，很多人甚至学者或多或少有着对宗教的误解或误读，如“宗教是精神鸦片”，信教者则被视为“素质不高”、“愚昧”、“寻找精神寄托”等。对伊斯兰教和女穆斯林，学者的盲点和误解也不少，如认为伊斯兰教歧视妇女比儒教更甚。（参见本期水镜君《致XXX和XX的信》）穆斯林妇女由于性别、民族、宗教等因素，处于更为边缘的位置，她们及她们所创造的文化，世人知之甚少，因而成为人们认识的盲点，从而可能导致言说和行为的误区，不利于不同民族、宗教信仰和各种存在差异之间人们的理解、沟通与合作。
《中国清真女寺史》的合作模式打破了如今中西学者比较普遍的将争论、分歧都被充满光彩的作品略去、好像处处珠联璧合的跨文化合作的学术神话。我们看到书中既将西方社会性别研究贯穿全书，又保留了中国学者思考的叙述的特点，甚至还清楚显示而且没有解决的作者之间的“智思紧张”（intellectual tensions）。在前言中，作者明确告诉读者，展示作者之间的同与异，是希望读者了解不同的观点和视角，通过阅读参与作者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是“人类共在之智慧”（卓新平：《宗教与思想》丛书总序），是加深理解和沟通的最好方式。只有这样的对话才使得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性别的人们之间更自然、更顺畅的沟通。这本书的独特表述方式，除了注明章节段落的著者外，还在共同著述的章节中将二人不同的观点罗列，正如作者前言所言，她们力求在书中保留各自的声音和对话，这样做是为了使各自的母语读者能够接受。这种对读者的真诚对话是尊重读者、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是非常值得倡导和赞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