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的兴盛与灭佛运动看佛教的韧性和包容性

时间：2024-05-31

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兴盛和发展。

据史料记载，南北朝时期全国曾有多达3万多座寺院，佛教僧人尼姑至少300万人以上。而当时的人口最估计只有1100到1500万，最多估计也只有2000到5000万人口，取个中数按3000万计，则十人中就有一人是僧人尼姑，可见佛教兴盛到何种程度。杜牧的《江南春绝句》中提到的“南朝四百八十寺”，虽是文学夸张，但也反映了当时佛教寺庙之多。

佛教在南朝受到历代大多数皇帝崇信，如宋文帝、宋孝武帝、梁武帝等都对佛教给予了很多支持和重视。他们不仅建造寺庙，还亲自参与佛教活动，甚至让僧人参与政事。梁武帝更是把自己三次舍身寺庙，要朝廷每次拿一亿钱来赎买。

南北朝时期，大量的佛经被翻译成汉文，译经工作达到了一个高潮。而大量佛教用语被引入汉语中，这是佛教汉化最有具体的体现。其中求那跋陀罗、僧伽婆罗和真谛等译师对佛教经典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佛教的载体不只有大量的寺庙，更有许多佛教雕塑和壁画。所以在南北朝时期，特别在北魏统治期间，佛教雕塑和壁画艺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著名的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都是这一时期佛教艺术的代表和象征。

由于通过佛教翻译的汉化，使得佛教教义和思想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传播，属于中国本土的净土宗、禅宗等佛教宗派也开始形成并发展，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趋势日渐明显。所以在南北朝时期，不仅统治阶级，普通百姓、文人学士乃至妇女都广泛信仰佛教，佛教成为社会各阶层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而也让佛教节日、斋戒、礼佛等活动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佛教出现了与社会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一面。其结果就是佛教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北朝时期，中国与外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十分活跃，许多外国僧侣来到中国传教和学习，同时中国僧人也前往印度等地取经求法。因而在中外佛教交流上出现了一些十分有名的僧侣。

鸠摩罗什，他是后秦时期的著名译经大师，来自西域的龟兹国（今新疆库车）。鸠摩罗什将大量佛经翻译成汉语，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并对后世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佛图澄是来自印度的北魏时期的高僧，对北朝佛教的发展有重要贡献。昙无谶是来自中亚的北凉时期高僧，翻译了多部佛经，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求那跋陀罗是来自印度的南朝宋时高僧，翻译了多部佛经，对佛教的传播有重要贡献。

法显是东晋时期的著名僧人，以西行求法而闻名。法显于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历经艰险，到达印度学习佛法，并带回了大量佛经，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道安是东晋时期的高僧，对佛教的传播和佛经的整理有着重要贡献。他提倡佛教与国家政权结合，认为佛教的发展需要国家的扶持。慧远也是南朝时期的高僧，庐山东林寺的创始人，对南方佛教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这些人物通过翻译佛经、西行求法、讲经说法等方式，促进了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表现共同构成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的生动画面，对后世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在迅猛发展时，也引起了统治阶级的警觉，中国历史上四次有名的灭佛运动，其中有两次就发生于南北朝。

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崔浩等人的建议下,下令废佛,焚烧佛经,捣毁佛像,坑杀僧尼,导致佛教遭受沉重打击。北魏武帝灭佛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宗教迫害事件。

拓跋焘即位之初，对佛教还持宽容态度，礼敬沙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受到一些道教信徒和政治势力的影响，开始转变态度，特别是受到寇谦之和崔浩的影响，逐渐弃佛从道。特别是445年，卢水胡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起兵反叛，响应者众多。太武帝亲自率兵镇压，抵达长安时，在一座寺院中发现藏有兵器及大量财物和匿藏的妇女，拓跋焘怀疑僧侣与叛乱有关，因此下令诛杀全寺僧人，并焚烧寺院。

随后太武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灭佛行动。他下诏禁止佛教，焚烧佛经，毁坏佛像，并强迫僧侣还俗。这场运动导致大量寺庙被毁，僧侣遭到迫害，佛教文化遭受重创。

尽管太子拓跋晃（后来的文成帝）极力劝阻，但灭佛行动仍在北魏全境展开。不过，由于太子的影响力，一些僧侣得以逃脱，部分佛经和文物得以保存。太武帝驾崩后，文成帝即位，他下诏复兴佛教，佛教逐渐恢复发展。

但这次灭佛事件对佛教的影响深远，许多佛教文化遗产遭到不可挽回的损失。这次灭佛事件反映了当时政治、宗教和文化冲突的复杂性，也显示了宗教势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